才剛習慣台灣的生活方式，就又坐上回德國的飛機，在飛機上，又重複看了一代宗師，想著是台灣這波瀾壯闊的半個月。對於台灣這個故鄉的記憶，遠遠跟不上飛機的飛行速度，甩不開，也扔不掉。人在外，特別容易想到家鄉的一些枝微末節的事情。 一代宗師與太陽花學運又有什麼關係? 在於於宮寶森的那句話:"寶森不是想當英雄，是想造時勢。現在爐子裡，需要這根新柴。" 時勢起了，英雄出了，都在立法院。
或許有人會問，攻入立法院的那群人，他們真的是英雄嗎? 他們既無強大能力，也不時不展現他們的懦弱與膽怯。是的，他們是，因為他們一定程度上洗刷了我們這七年級八年級憂鬱世代草莓族而只能沉浸於小確幸的冤屈，長久以來的不滿與憤怒轉化為麻木、麻木轉為漠視，如今找到可宣洩之處，他們不會就這樣善罷甘休。 我們會哭泣，因為二十幾年來頭一次主導了台灣的議題與意見；我們會哭泣，當警察對一點武裝都沒有的學生這樣打壓，國中時念的那些關於恐怖與壓迫的歷史照片湧現在心頭；我們會哭泣，因為這個時候他們才真正發覺到，政治比他們想得要遠加墮落與無情；我們也必然會哭泣，因為堅持，造就五十萬非動員的民眾走上街頭，即便在世界上，也沒有出現過多少次這樣規模的政治性集會。
這項運動的焦點也隨之擴張，從原本的抗議黑箱審查程序問題，擴大到服務貿易協定本身的問題，再擴大到憲政體制這種根本性的問題，然後更進一步，擴張到社會階級、世代階層與其他多元訴求的問題。或許目前學運提出的四個訴求在法律學還是政治哲學上，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只是面向不同的詮釋，然而階級、階層、多元性上面，卻是一個沒辦法用理論(理性)去化解的問題，原因在於其涉及"實踐"的問題，我倒不是很想用新康德那種價值多元的論調去解釋，我想強調的是這些都是康德還是黑格爾意義下的"現象"，這些現象都是理論理性想促成一個合理的(或者說，合目的的)思考造成的，而有關實踐的形上學上的知識，還未被談論到，因此沒辦法去回答關於這些對立的綜合。
由於這些學生來自各路人馬，我們還是必須要找出，這些抗議學生的共同點何在，因為有這些共同點，他們才會聯合起來進行合作。並且要找出相異點，去突顯出為何他們合作，卻又帶著不同的訴求，有些人甚至成立自己的賤民解放區，在不排斥本學運的情況下，額外實踐自己的訴求。
不難看見的是，這次學運是由許多民間社團策劃或支持的，除了比較主要的黑色島國與1985行動聯盟等，還有一些諸如國會監督聯盟、環保社團、社運團體、甚至是同性戀社團所組成的，而且也有許多憂慮或排斥中共的論調，例如，讓中共透過服貿干涉台灣的經濟秩序會進一步造成其他秩序的崩壞，如男女平權、社會福利制度被瓦解、民間失去對政府在環境保護或者房價的監督力等等。至少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即便他們不反左也不反中，他們都不會是主張兩岸統一的團體，因為他們真正反對的是中國共產黨。那麼，這些團體是一種不懷疑台灣事實上獨立的集合，他們所擔心的最主要是中國不受節制的官資合一資本主義與中國自有的如書報檢查等非經濟管制，會戕害台灣這塊土地。那麼，他們的獨派色彩是昭然若揭的，甚至是太昭然若揭了(換句話說，公開的秘密)，導致也不需要自己加上個"獨"的標籤來宣示自己立場。 他們與中山青島上的獨派基本教義派關係來得比愛國同心會這類統派團體要來得密切，然而，統獨這話題，也許隨著時代的快速變遷，已經是上個世代階層才關心的事情了。太陽花學運，象徵著世代話題的改變，無庸置疑。
然而，我們也不能說，這些團體以左派為主，因為在他們對於經濟的論述當中，他們大多數人反對的是中國式的經濟侵略，而不是自由貿易，更沒有意識到美國的經濟侵略問題。同樣，他們大多數人也沒有主張階級掠奪的問題，僅有少數人提到圖利財團、年輕人被當成公共保險的提款機還是人肉市場等等，但這都與本次學運的核心訴求沒有太大關係。相反，更多人盼望的是一個合理的、可信任的憲政體制與政府，他們的民主能夠影響政府，他們的自由能夠被確保等等。甚至可以說，這次的社運，主導群的學生與學者們組成的是一種小資產階級是的自由主義改革，他們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期待的是更好的制度與更多的保障，不時來個"島嶼天光"這類的溫馨傳唱與軟性的姿態，如糾察秩序的確立、垃圾分類、還有無止無盡的靜坐作為抗爭手段。 這種情況對於左派的學生來說，宛如將拳頭打在海綿中那樣無力。
在我看來，這種小資產階級而且不在乎全球經濟體系嚴重性的態度，他們站出來了，首要的意義不是在證明台灣需要改變，而是相反，他們不想要太多劇烈改變，事實上這也是正確的，全世界沒有多少地方可以如同台灣這樣，持續擁有低消費而高品質的貨物與服務，又何必冒著這種風險，跟中國太密切呢? 他們的理念背後，隱藏著保守的心態，這不為左派所容，而改革的部分，又無關資源分配這個議題，同樣也不為左派所容。 他們不是在對抗真正的資本主義，而是希望在真正的資本主義下，獲得一些社會上與環境上的平衡，這正是社會國的理念，而社會國理念的目的，在於透過資本主義的修正以維持資本主義，這與社會主義，是完全不相同的。有些團體看起來是左派，但實際上沒有完全遵照自身特團的成立訴求，而站在正中間或者中間稍微偏左的。他們在學運中，向政府提出的則是一個中間偏右的訴求。我不認為這樣是錯的，畢竟一個學運本來就有核心訴求，不可能把全部的訴求都參雜在裡面，有些左派的人決定自己另闢戰場，也是理所當然的，但是這不意味著，所有不管左右的訴求一起出現是應該的。
對我來說，這場學運帶給我的則是一場可怕的精神錯亂。右邊那一側，法學的素養跟我說，學運的訴求有理，經濟學的素養則是讓我懷疑他們在談論內容本身的不嚴謹，把一堆非經濟因素納入經濟效益面討論，更害怕的是一直嗅到一種退守偏安的心態。然而在另外左邊那一面，我卻又有點婦人之仁般憂慮台灣在被迫迅速開放市場後遭遇的那些衝擊與對於台灣固有文化的破壞，對我這種念舊的人來說，也是一種不可承受之痛，尤其是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協定，不僅經濟上的內容難定，而且又與簽約國不同而很難去定奪，因為兩地代表著不同的文化、信仰、價值觀與生活習慣，我們真的只是因為要賺錢，就得要以這些可能是非常好的東西(如環境、在地生活習慣)為代價不可嗎?
要革新還是要記憶? 要未來的錢還是要原本的土地? 要邁向國際還是要熟悉的家園? 一方面我的理性告訴我若繼續沒有革新下去台灣可能將面臨前所未有的經濟困頓，另一方面，對這塊土地的情感告訴我，若選擇那條路走則很多對台灣的傳統印象都將消失， 夜市可能消失、食物貴到吃不消、再也不會有那麼多24小時營業的商店，也再也不會有兒時回憶到的那些畫面可以懷念，很多人得離鄉背井，離開親愛的故鄉，才能獲得好工作。。 那個時候說不定大家開始又會開始有共識，也許在經濟上贏得了成就，可是在國際上，我們不但輸掉了文化與尊嚴，而且還是不能逃避弱小國家始終是美國的經濟棋子這樣的命運。
這種精神錯亂只有讓我回到哲學才能夠獲得一點解脫，因為哲學讓我去總體地思考"形式"本身而不是現代學科把事情切割開來燃後分別探求理論理性上的連結這麼樣的一個"偏執"。 因此我比較能夠冷靜思考現象的本身而不僅僅是那些表象代表的意義與解釋。
在330之後，回到批判者的眼光，突然間感覺到大家在事件內的偏執，而忽略掉了"理性的狡獪"。隨著自己的推敲，我可能發現到了雖然不為人所知但恐怕最為正確的現實。正當我開始想要放棄繼續重視這次學運所面對的難題時，卻不斷想起那首歌與330當天所有人堅定認真的眼神，開始了解，這些人想要的是什麼、想要完成什麼，對我來說可能是無關緊要的，但是，我們擁有共同的故事、有著共同認識的想保護的人，也嘗過一樣的苦，光是這些，就已經值得以台灣人為名繼續打拚奮鬥下去。 這無關乎意識形態還是合理性，只關乎自由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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